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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国家之前：文明、世界秩序与全球国际关系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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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特聘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跨国挑战与治理讲席教授，世界知名国际问题专家。他是第一位当选国际研究协会（ISA）主席（2014-2015年）的非西方学者，曾获国际研究协会颁发的两项杰出学者奖，主要研究领域为东南亚地区国际关系、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安全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曾出版《建构安全共同体》《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重新思考世界政治中的权力、制度与观念》等著作。
来源：Amitav Acharya, Before the Nation-State: Civilizations, World Orders and the Origins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6, No. 3, Autumn 2023, Pages 26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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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IR）的主导观点集中于以西方文明的崛起和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全球扩张为起点。这导致了一个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IR）理解，它掩盖了其他文明对世界秩序演变的角色和贡献。然而，在过去的5000年中，许多文明崛起、衰落和存续。本文重点讨论了在“西方的崛起”或大约在公元16世纪左右的欧洲殖民主义出现之前，五个留下印记的世界秩序：近东、印度、中国、伊斯兰和印度洋。研究古典文明和世界秩序可以帮助国际关系学者更全面地参与历史，并以多种方式重塑国际关系理论和概念的研究。它帮助我们理解，并在必要时挑战那些声称是普遍的、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某些关键观点的主导地位。此外，从历史文明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IR)为我们打开了理解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物质和观念关系的大门。它还鼓励国际关系的思维从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类别转向更为广泛的世界秩序框架。
引言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文明”这一文化和社会概念替代“国家”或“民族国家”来研究国际关系（IR）？这一“文明冲突论”引发了深远的辩论。每当恐怖袭击或族群冲突爆发，西方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便引用这一理论论证之；“文明冲突论”也遭到了一些批评。
作者认为，“文明冲突论”的贡献在于将“文明”置于世界政治研究的中心，但该理论是错误的：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论据主要来自上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互动，未能从更广泛的时空范围加以考察。纵观历史，我们发现文明之间不乏和平的接触，思想与创意的交换，相互学习乃至融合，而非只有冲突、征服或胁迫。不考虑这些互动，我们对国际关系学和世界秩序的观点将是民粹化的、片面的。
作者进而对“国际关系学起源于1919年威尔士大学设立国际政治讲席”“国际关系研究以1648《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起点”等传统观点提出质疑。以非洲/亚洲/中美洲/伊斯兰世界角度书写的国际关系学是怎样的？如果从文明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那么我们将有5000余年（远多于400余年）的人类历史可供分析。许多文明都为国际关系作出了贡献，任何文明都无法垄断和平、安全、发展的基本理念。
全球国际关系学：一种视角
作者将西方中心视角的传统国际关系学基本假设概括为5点。（1）国际关系研究在美国发展起来电商美工外包网，是“美国的社会科学”（Hoffman, 1977）。（2）国际关系始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西方崛起时间大致吻合。（3）欧洲式的主权国家体系通过殖民扩张和去殖民化运动扩展到全世界。（4）美国巩固并发展了欧洲的世界秩序，以国际制度取代均势政策作为世界秩序的管理工具；美国学者提出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霸权稳定论”的代表性观点。（5）非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思想贡献在国际关系实践与理论演变中起次要作用；非西方行为体被动接受西方的规范、思想和制度。传统国际关系学对历史缺乏关注，视无政府体系高于等级制体系，信奉欧洲中心主义。
与之相反，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R）兼顾来自不同社会的声音、历史和贡献，借鉴历史上不同文明、国家和人民互动经验，展现了更为多元的、世界性的国际关系学图景（Acharya, 2014）。这一学说认为：国际关系学并非西方首创；印度、中国、伊斯兰等古老文明开创了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国际制度和世界秩序，其贡献应予关注；国际关系学应被视为所有文明和国家相互作用的产物。
作者强调，全球国际关系学以“真正的全球史”为基础。全球史/文明史为检验经典概念和理论模型和建构全新理论模型提供了可能。但是，历史研究应该避免两个问题——一是历史主义，即过分相信历史的连续性和重复性。二是将现代概念和理论映射到历史时期中。这些概念在当时可能并不存在，或以不同形式存在。错误的映射会产生普遍主义和民族主义观点。
“世界秩序”概念辨析
作者认为，文明是世界秩序的基本单位，正如民族国家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一样。世界秩序可以是等级制（如帝国秩序）或无政府状态（中国的战国时代，印度前孔雀王朝共和国和希腊城邦）。此外，世界秩序不是静态的实体，它们可以从无政府状态过渡到等级制；同一文明也可以在不同的时期产生上述两种类型的世界秩序；世界秩序还可能介于无政府状态-等级制之间（如中国的朝贡秩序）。世界秩序也为文化、思想和身份的流动提供了可能。
作者重点考察了古典近东（Classical Near East）、古印度、中华、伊斯兰、印度洋五种世界秩序，其类型与特征详见表1、表2。
表1 五种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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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五种世界秩序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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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崛起
有学者将西方崛起的原因归结为思想和制度的优越性，即竞争、科学、知识产权、医学、商业社会、职业道德六项“杀手锏”(Ferguson, 2011)。作者认为，这种观点忽略了西方在崛起过程中对其他文明成果的借鉴，和西方殖民扩张对其他文明的的打击阻碍了文明交流与竞争。
就第一个缺陷而言，欧洲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是“后来者”文明。欧洲的“黑暗时代”实际上是东方的“黄金时代”。如前所述，借鉴中国、印度和伊斯兰教这三个东方文明的思想和创新，是推动西方崛起的一个主要因素。伊斯兰哲学启发了欧洲理性主义思想家，而伊斯兰科学则使文艺复兴成为可能。在12到19世纪之间，中国是世界上的主要经济，它的思想和发明为现代欧洲科学和技术的崛起做出了强有力的贡献。印度最初是一个对欧洲的净出口国电商美工外包网，正是印度棉花引发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消费社会。在东南亚，马六甲是欧洲与亚洲香料贸易的重要环节。实际上，东方对西方文明的许多贡献都是巨大的，但在西方主流的历史和国际关系学叙事中仍未得到承认。就第二个缺陷而言，殖民主义是欧洲和西方崛起的第7个“杀手锏”。欧洲移民带来的疾病使2000万人死亡，即北美和南美高达95%的土著人口；殖民新大陆减轻了欧洲的人口压力，电商设计师引进马铃薯则提供了进一步扩张所需的营养；非洲的奴隶贸易对欧洲繁荣不可或缺；印度的资源被英国源源不断地汲取。
欧洲崛起标志着欧洲中心的世界秩序诞生，它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主权原则为核心。但在欧洲殖民世界时，这一体系分化两个部分：在欧洲，国家主权平等、均势、教权分离等原则被很好地贯彻；但欧洲殖民地和还是中国或泰国等欧洲没有正式殖民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Imperial Powers）实行所谓的“文明标准”（Standard of Civilisation）。这里的“文明”与文化成就无关，实际上是法律政治概念：（1）存在基本政府或公共官僚机构；（2）具备组织自卫能力；（3）有成文法并实行法治；（4）承认国际法和国际规范。按照这一标准，欧洲国家将（日本之外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定义为“非文明国家”，无权享有主权与平等。美国在崛起过程中也接受了“文明标准”论，吞并了古巴和菲律宾。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欧洲世界秩序的结束，及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兴起。作者指出，这一秩序实际上是“美国的世界秩序”（Ikenberry, 2011; Acharya, 2014）：美国支持欧洲世界秩序的部分原则（如自由贸易），但也加入了自身的主张，如支持民族自决和民主原则。欧洲基于均势原则管理自身关系，通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世界；美国声称自己更理想主义，信奉集体安全体系，通过建立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多边机制接统治世界。作为自由主义大国，美国认为符合其自身利益的也符合世界利益。
美国世界秩序的标准叙事鲜少承认后殖民国家的贡献。然而，战后国际秩序也受到了来自拉丁美洲、亚洲、非州、中东国家的深刻影响。例如，人权是西方对当代国际关系的独特贡献，但后殖民国家不仅承认《世界人权宣言》，而且提出了其他人权要素——如兼顾政治和经济权利——这两项权利均没有在殖民时代的西方殖民地获得承认。
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美国世界秩序正处于危机和衰败之中。作者认为，未来世界秩序可能朝着“多元化”（Multiplex）转变：各个国家和地区深度联结，单一文明视角将难以解释全球事务。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即将结束，其他国家的作用正不断提升，并很可能在未来世界秩序的制定中占统治地位（Acharya, 2017）。
结论
当前，国际关系学的主流视角关注西方文明的崛起，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全球扩张为研究起点。这导致了对国际关系学狭隘的、欧洲中心的理解，模糊了其他文明在世界秩序演进中的作用和贡献。
作者主张“全球国际关系学”视野，以文明而非民族国家作为分析起点，有助更广泛地了解当代世界秩序的起源。西方贡献了外交、治国术、经济交换等核心思想，但其他文明也正在并将继续作出同类贡献。与亨廷顿观点相左的是，文明并不总是彼此冲突，反而往往和平互动、相互学习。作者强调，当今世界存在许多文明融合的产物，国际关系学习者应勇于挑战传统观点，了解文明的全球遗产，以及未来“多元化”、非中心的世界秩序。在本文讨论的五种世界秩序中，印度洋世界秩序或许最接近“多元化”世界。
译者评介
“全球国际关系学”固然令人耳目一新，但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解释力还需深入检验；“非西方”世界秩序之间及同一秩序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差异同样深刻，作者在转述时难免过于简略，且个别内容理解稍有偏差；同时，以文明-历史作为研究视角，会与世界史研究有重合，因此不妨借鉴、参考相邻学科研究成果。
词汇积累
孔雀王朝
Maurya Empire
《政事论》
Arthashastra
义和团（“拳民”）运动
Box Rebellion
“条约居所”
Dar al-Ahad
译者：范嘉元，国政学人编译员，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专业，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外交、对外传播。
校对 | 刘妍希 王昕怡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陈秋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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