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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与前殖民时期的非洲国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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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ason Sharman，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规则与全球监管、早期现代世界的国际关系以及国际体系的历史演进。
来源：Sharman，J.C. “Something New out of Africa: States Made Slaves, Slaves Made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7, No. 3 （2023）: 497–526.
导读
非洲国家何以完成国家建构？近年来，对非洲国家建构模式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其中多数研究强调殖民时期的影响和后殖民时期的努力。但本文另辟蹊径，研究了前殖民时期非洲通过奴隶制进行国家建构的模式，指出前殖民时期非洲的国家建构是“由外而内”的：在内部斗争频仍的非洲国家中，统治者通过奴隶掠夺参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从而获取更多的外部资源；奴隶掠夺战争建立了掠夺性奴隶国家，也在区域内引发了政权间竞争，使得奴隶国家成为区域内普遍的国家建构模式。但奴隶国家受制于奴隶供应的不稳定性和军事行动的不确定性，本质上是脆弱的。
文章以奴隶贸易和奴隶掠夺为核心，提出了解释前殖民时期非洲国家建构的新框架，并将早期国家建构融入世界体系的构建和形成过程之中。
前殖民时期非洲国家建构的背景
间接统治与内部控制的困难。经验研究的证据表明电商设计师，前殖民时期，由于地广人稀、交通不便、部落结构复杂等原因，非洲国家统治者依赖中间人进行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其统治结构松散。与欧洲国家相比，非洲国家实现有效内部控制的难度更高。
人口相较于领土的重要性。与欧洲不同，非洲国家地广人稀，对土地的固定投资（Fixed Investments）不多，领土并不是非洲国家重点保卫的对象，国家之间也没有明确的边界划分。相反，缺乏边界导致人口流动，使得非洲国家将控制人口的重要性置于征服领土之上。
上述因素构成了对非洲国家建构的严峻考验。早期摩洛哥等国对非洲的军事征服行动、早期欧洲殖民者对沿海地区的殖民控制等，都由于非洲直接统治结构的缺失以及边界的模糊、人口的流动而受挫。甚至是19世纪，南非布尔人为摆脱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的控制，也可以选择深入南非腹地以示抗议。
奴隶贸易、国家建构与奴隶制国家体系的形成
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兴起前，非洲国家就已开始依靠奴隶贸易获取财富，或是依靠奴隶军队进行征服。在与西方国家进行奴隶贸易的过程中，非洲统治者扮演较为主动的角色：通过奴隶战争掠夺人口，从而掌控奴隶贸易；即使是西方奴隶制普遍废除之后，非洲本地出口经济作物的种植园对于奴隶的需求仍居高不下。作者认为，在地广人稀的非洲，人口是比土地更宝贵的资财。奴隶既是非洲国家的经济资产，也是其政治资产：首先，统治者的军队多由奴隶组成，奴隶掠夺战争有利于强行征兵补充现有军队；其次，奴隶可以换取欧洲的商品，特别是枪支等武器，通过外部资源的获取增强国家实力，服务于奴隶掠夺战争；最后，奴隶也可以作为赏赐等方式收买地方酋长、军事首领等，从而巩固统治。
在奴隶贸易的驱动下，奴隶制国家（Slaving States）构建和奴隶制国家体系的形成遵循以下基本模式。
国内层面：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兴起导致对奴隶的需求激增，部分非洲国家统治者通过开展奴隶贸易获得财富、枪支等外部资源；不断进行奴隶贸易需要充足的奴隶，这只能通过不断进行奴隶掠夺战争获得；这种模式循环形成了独特的奴隶制国家：国家通过掠夺性战争获取奴隶进行贸易或用于种植园，从而获得外部资源，这些资源又支持国家继续进行掠夺性战争。
体系层面：奴隶制国家不断获取外部资源，导致其实力不断增强，也不断向周边国家发起掠夺性战争以维持其统治。这种模式造成了区域内的系统压力（Systemic Pressures），最终导致区域内国家被迫同样以上述方式构建奴隶制国家以应对这种竞争。
区域内的竞争带来了更大烈度的冲突，同时，奴隶制国家也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区域内奴隶制国家相似的“以战养战”模式意味着国家间的负和竞争（Negative-sum Competition）和安全困境；重掠夺轻生产的发展模式导致对战争的依赖，全职美工一旦战争失败，国家便无法获得更多外部资源以维持其统治，军事化的奴隶制国家也无法通过有效的政治手段控制领土。因而，军事行动的不稳定性也意味着奴隶制国家本身的不稳定性和区域内国际体系的脆弱性。
对于西非和东非的案例分析电商设计师
为验证其理论，作者选取了西非和东非的三个案例进行分析。
达荷美和大西洋沿岸（西非）
达荷美（Dahomey）本是西非国家阿拉达（Allada）下属的小国，大西洋奴隶贸易兴起后，达荷美掠夺奴隶参与奴隶贸易，获取大量财富与武器，有效增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最终于1724年征服了前霸主阿拉达。同时，达荷美对奴隶贸易进行严格控制，他们不断对欧洲商人及其沿海据点进行打击。
招聘美工达荷美最初并无有效的集权机制，其下属的各酋长自治，并定期进贡奴隶和其他贡品。但随着军事力量的强大，据点、守备、道路等配套设施不断增加，达荷美逐渐过渡到直接从农村攫取资源。同时，达荷美面临着周边国家的系统性压力：来自内陆的奴隶制国家奥约不断对达荷美发动侵扰和攻击，部分军事行动使得达荷美损失惨重。
塞古和尼日尔河流域（西非）
位于尼日尔河流域的塞古（Segu）由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的精英组成，并利用大西洋奴隶贸易迅速发展。在塞古，掠夺来的奴隶会有一半被分配给军事首领，塞古以这种方式维持着军事首领的忠诚。但与达荷美不同，塞古并未在激烈的体系竞争中生存下来。1861年，塞古和邻近的哈里发国被伊斯兰圣战部队摧毁。
塞古是尼日尔河流域奴隶国家体系中的一员，西非社会受到了奴隶制国家的影响和塑造。在19世纪探险家的笔下，尼日尔河流域的居民终日处在战争中，通过俘获奴隶获得火器、火药和装饰品。
阿曼-桑给巴尔（东非）
阿曼-桑给巴尔（Omani Zanzibar）是一个松散的商业帝国。由于东非奴隶贸易的发展远晚于西非，阿曼-桑吉巴尔在19世纪废奴运动后逐步从出口奴隶转向掠夺奴隶用于种植园生产。据统计，桑吉巴尔地区每年需要掠夺约1万名奴隶，用于填补超高死亡率造成的奴隶不足。与尼日尔河流域类似，东非地区也由于奴隶贸易的发展走上了奴隶制国家的道路。至19世纪末，“军阀割据已经成为从坦桑尼亚到南非的东非内陆地区的主要特征”。
结论
文章研究了前殖民时期非洲奴隶制国家建构的路径，深入探究了由外而内的国家建构模式，为国家建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本文的贡献在于在时间和空间维度拓展了“全球化形塑国家”这一命题，以19世纪前的非洲为视角考察了人口跨区流动、贸易等因素对国家内部的影响。当然，奴隶贸易形塑非洲国家与今日全球化对国家的形塑也存在重大区别，比如是否以奴隶贸易为中心、是否涉及多次战争和掠夺等。
总之，本文创造性地通过奴隶贸易阐述由外而内的非洲奴隶制国家建构理论：在国内层面，国家通过奴隶贸易获取资源和武器，并由此巩固统治，统治的巩固又带来更多的奴隶掠夺战争；体系层面，奴隶制国家的兴起和军事行动的频仍加剧了区域内国家的竞争，造成区域内的不稳定，导致奴隶制国家在西方的征服行动下最终崩溃。
译者：盖云天，国政学人编译员，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
校对 | 丁伟航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张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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